来源:环球电竞官网 发布时间:2025-06-02 13:52:05
——罗斯福总统,1930年美国发起第一次关税战后4年,罗斯福在1934年《互惠贸易协定法》中反思。
纵观美国贸易政策史,关税战始终是其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工具。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到2025年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,美国一次又一次地挥舞关税大棒,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实现经济繁荣。
然而历史反复证明,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,反而会引发全球连锁反应,最后导致美国自身经济遭受重创。
本文将通过一系列分析美国历史上发起的多次重大关税战,揭示其损人害己的本质,并探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,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性。
1930年6月17日,美国时任总统赫伯特·胡佛在白宫签署了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,这一决定成为20世纪最具破坏性的经济政策之一。
该法案将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1920年代的38%猛增至59.1%,创下美国关税史上的最高纪录。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恐慌性反应——那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,华尔街股市,市值蒸发140亿美元;工业生产在随后一年萎缩27%,小麦价格从每英斗1.30美元暴跌至0.60美元。
讽刺的是,在法案通过前夕,1028名经济学家胡佛,警告贸易壁垒将引火烧身。经济学家欧文·费雪在《》撰文哀叹:这将是灾难的开端。然而胡佛不为所动,他在签署时宣称:这是重建信心的第一步。历史证明,这一步迈向了深渊。
法案实施后,全球报复如暴风雨般袭来。加拿大时任总理理查德·贝内特在渥太华召开紧急会议,怒斥美国背信弃义,两天后对美国鸡蛋、木材、小麦等16类商品加征30%-50%关税。英国1932年通过《进口关税法》,对美国机械、纺织品征收20%关税,伦敦码头工人焚烧美国棉花以示抗议。法国则将汽车关税提高至45%,巴黎街头爆发,者砸毁福特汽车并高喊美国佬滚出去。
经济灾难迅速显现:到1933年,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骤降至120亿美元,萎缩66%。美国出口额从52亿美元跌至16亿美元,进口额从44亿美元降至12亿美元。美国国内经济几乎瘫痪:失业率飙升至25%,1300万美国人失去生计,通胀率转为-10.3%的恶性通缩,银行倒闭潮吞噬了9000家机构。通用汽车因出口锐减,1930年利润从2.5亿美元跌至1932年的800万美元,股价从73美元跌至8美元,缩水89%;伯利恒钢铁公司裁员60%,1932年亏损2000万美元,濒临破产。
更为深远的影响是,这场关税战为政治极端化埋下了伏笔。经济危机蔓延全球,国际协作机制彻底失灵,德国纳粹崛起,日本军国主义扩张,意大利墨索里尼、西班牙弗朗哥等独裁者借经济危机巩固权力。
二战后,美国虽主导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原则的布雷顿森林体系,但仍不时诉诸关税武器。1962年10月,当世界屏息关注古巴导弹危机时,一场看似荒诞的鸡肉战争悄然上演。欧洲经济共同体(EEC,欧盟前身)为保护本地农业,对美国鸡肉征收每磅13美分的关税,占当时价格的25%,令美国禽肉出口商损失约2600万美元。
华盛顿的回应迅速而强硬:1962年12月4日,美国宣布对欧洲大众汽车、法国白兰地、荷兰土豆加征25%关税。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新闻发布会上,美国贸易代表团展示一只冻鸡,戏称它比导弹更危险。冲突后果立竿见影:美国鸡肉对欧出口从1961年的4500万美元跌至1963年的2000万美元,降幅55%;而欧洲的大众汽车对美销量在1963年初下滑10%,法国白兰地出口额缩水15%。
幸运的是,这场冲突规模相对有限。1963年7月,经过三轮谈判,欧洲经济共同体将鸡肉关税降至10美分,美国撤销报复措施。在谈判桌上,美国代表团带来一盘烤鸡,戏称和平的象征,德国代表则回赠一瓶莱茵白酒,气氛戏剧性地缓和。与1930年代的全面贸易战不同,鸡肉战争证明小规模关税冲突不过是全球化洪流中的涟漪,对整体经济影响有限。
进入21世纪,美国钢铁行业成为关税保护的重点对象。2002年,小布什政府以保护本土产业为由,对进口钢铁加征30%关税。这一决定立即招致国际社会强烈反对,欧盟、日本、韩国、中国、巴西等纷纷向WTO提起诉讼。最终WTO裁定美国违规,美国被迫于2003年12月取消关税,但损害已造成——美国制造业因此损失约20万个工作岗位。
历史教训表明,即使是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保护,也往往适得其反。美国智库美国行动论坛的研究显示,小布什政府的关税政策导致钢铁消费行业的就业损失,是钢铁生产行业就业增益的18倍——得不偿失。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,最终损害的是美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。
20世纪80年代,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。1985年,日本对美贸易顺差高达496亿美元,占美国总逆差的40%。丰田汽车在美国销量从1980年的58万辆激增至1985年的100万辆,市场占有率从9%升至15%。底特律的工会领袖在街头焚烧日本车标,高喊夺回美国;索尼彩电和松下录像机席卷美国家庭,日本电子科技类产品占据美国市场的30%。
美国的反击既包括传统关税手段,也动用了金融武器。1983年,美国对日本摩托车加征45%关税;1987年,进一步对半导体加征100%关税。但最具杀伤力的是1985年9月22日签署的《广场协议》——美国财长詹姆斯·贝克与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彻夜谈判,最终逼迫日元升值,汇率从238:1飙升至1987年的128:1,升值86%。
短期来看,美国似乎达到了目的。日本企业被迫接受自愿出口限制:丰田、本田将对美汽车出口限额定为230万辆/年,利润缩水10%。半导体巨头东芝裁员10%,1987年亏损1.5亿美元。但长期后果却出人意料:日元升值催生资产泡沫,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.3万点狂飙至1989年的3.89万点;东京银座地价翻三倍,每平方米高达20万美元。
当泡沫破裂,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:1990-1995年GDP年均增长仅0.5%。而美国也未能独善其身:1987年通胀率升至4.4%,美股在1987年10月19日遭遇黑色星期一,道指单日暴跌22.6%。美日贸易战揭示了一个深刻教训:通过人为操纵汇率和贸易条件获取的竞争优势不可持续,最终会破坏全球金融稳定。
值得注意的是,日本在贸易战中步步退让的策略,并未换来美国的善意。相反,美国得寸进尺的要求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。这一历史经验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具备极其重大警示意义——单方面让步只会助长对方的强硬立场。
2018年,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由,对中国发起大规模贸易战,对约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一定的关税,涵盖从电子科技类产品到农产品的广泛领域。这场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的经济对抗,中国采取反制措施,对美国农产品、汽车等商品加征一定的关税。到2019年,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下降56%,大豆出口锐减75%,导致美国农场破产率升至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。
关税战的代价主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的人承担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显示,特朗普对华关税使美国公司每年损失460亿美元;美国行动论坛统计表明,保护主义政策每年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约570亿美元的损失。更讽刺的是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,从2017年的3756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3965亿美元。
2025年,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,推行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,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%最低基准关税,并对某些国家征收更高关税。这一决定引发全球强烈反弹: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%关税,针对波音飞机、英特尔芯片等关键产品;欧盟对260亿欧元美国商品实施反制关税;加拿大宣布对298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%的反制关税。
经济影响迅速显现:美股遭遇史诗级暴跌,纳指单日暴跌5.97%,苹果市值一夜蒸发2550亿美元;摩根大通预测模型显示,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已从去年11月底的17%升至31%。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·萨默斯直言,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有史以来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最大自残伤口。
与1930年代不同的是,当今全球经济高度互联,供应链错综复杂。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美国,却忽视了全球产业分工的现实。正如中国对美加征34%关税后,苹果、特斯拉等公司面临两难选择:若将生产迁回美国,将面临同样关税;若留在中国,则需承担关税成本。
这种囚徒困境使跨国企业陷入混乱,最终损害的是美国消费者的利益。
首先,政治动机往往压倒经济理性。无论是1930年胡佛为应对大萧条恐慌,还是特朗普为兑现美国优先竞选承诺,关税决策常受短期政治考量驱使,而非基于长远经济分析。。
其次,报复循环不可避免。美国每一次提高关税都引发贸易伙伴的对等措施,从加拿大在1930年代的迅速反击,到2025年中国、欧盟、加拿大的同步反制。这种以牙还牙的动态使冲突一直在升级,最终形成所有参与者皆输的局面。
第三,国内利益分化加剧。关税保护往往使受保护行业获益,却使下游产业和消费的人受损。特朗普的对华关税使美国农场主和科技公司付出沉重代价。这种利益分配不均加剧了国内政治分裂,正如刘元春教授指出的:美国关税政策的使用往往会导致美国内部阵营的分化,这种分裂在关税战过程中不仅不会得到缓解,反而会促进激化。
根本矛盾在于,美国试图通过20世纪的手段解决21世纪的问题。在全球价值链高度整合的今天,简单提高关税无法让制造业回流,只会增加生产所带来的成本、降低消费者福利。美国若想真正提升竞争力,需要的不是贸易保护,而是增加研发投入、改善基础设施、提升劳动力技能——这些正是被历届政府忽视的领域。
对中国而言,历史经验表明,面对关税战不能怂,谁怂谁吃大亏!正面硬刚,还有机会在谈判桌上拿到筹码,一旦怂了,连上谈判桌的机会都没有!同时,中国也需要通过扩大内需、增加进口,将自身发展为全球重要的市场,从而改变地缘经济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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